2021年9月22日适逢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先生99岁生日，按中国传统“男虚女实”的祝寿习俗，今年是杨振宁先生百岁华诞。#媒体人周刊#

为致敬这位百岁老人，中央电视台《国家记忆》栏目特地制作播出了3集专题片《大先生杨振宁》。

这个专题片的名称很有意思，特地在“杨振宁”之前加上了“大先生”三个字。

一、为何称杨振宁为“大先生”？

问题来了，什么叫“大先生”？什么样的先生能被冠之以“大”？

复旦大学文科资深特聘教授陈尚君对“大先生”有一个解读：“大先生就是要在从宏观到细节的问题的研究上面，有卓有见解，站在时代高处能够引领潮流，而且要有一批优秀的学生，跟随你做相近的或者相同的工作。”

显然，陈尚君教授是从学术造诣与成就的角度给“大先生”画了一个像。

按这个标准，杨振宁先生之“大”，当之无愧。

因为，早在1957年，他因与李政道共同提出宇称不守恒理论而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他在统计力学、凝聚态物理、粒子物理、场论等物理学的4个领域作出了13项卓越贡献（杨振宁先生所从事的研究专业性太强，一般人也弄不明白，此处省略10000字）。

2000年，由著名科技期刊《自然》评选出的千年以来世界上20位最伟大的物理学家，杨振宁名列其中，而且他是这个榜单中唯一的一位在世者。

然而，杨振宁先生之“大”，除了他是一位大科学家，还在于他浓烈的“家国情怀”，是一位大写的中国人。

1971年，在中美两国尚未建交的情况下，杨振宁克服重重困难首次回国探亲，成为美籍知名学者访问新中国的第一人。返回美国后，他发表了《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著名演讲，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广泛宣传新中国的巨大变化。

随后，他几乎每年都要回国，为中国教育、科技的发展献计献策，促进中美两国在教育、科技领域里的交流与合作。

他与梁恩佐等人在波士顿创办了“全美华人协会”， 他担任首任会长，并发起成立“全美华人促进美中邦交正常化委员会”，自费在《纽约时报》上整版刊登“致美国卡特总统公开信”，敦促中美两国建交。

他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开办少年班的倡导者之一，是中国青少年计算机软件教育的提议者。

他在美国石溪分校设立专项奖学金，资助了一大批中国科技人员到石溪做访问学者。

他在香港发起创立中山大学高等学术研究中心基金会，资助金额达2000多万港元。

他倡议建立了亿利达青少年发明奖，促成了“吴健雄物理奖”、“陈省身数学奖”、“陈嘉庚青少年发明奖”。

他在南开大学数学所建立理论物理研究室。

他与丘成桐教授创立香港中文大学数学科学研究所，并同任所长 。

他先后受聘香港中文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南开大学、华侨大学、海南大学等多所大学的名誉教授、讲座教授或特聘教授，东莞理工学院名誉校长，

他推动成立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并担任荣誉主任。

他促成了姚期智等世界顶尖科学家的回国。

他在国内多所高校设立了“杨振宁奖学金”，以奖励具有创新能力和科研能力，尤其是家境贫寒的优秀本科生。

他在清华大学设立了“杨振宁讲座基金”，用于聘请国际著名教授及杰出年轻学者到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潜心从事科学研究。

他以81岁的高龄，为清华大学本科生讲授普通物理学。

杨振宁的爱国大心脏还体现在强烈的民族情感。

早在1971年，他积极参与了“保钓运动”。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作证，从历史、地理和现实的角度全面讲述了钓鱼岛是中国领土的事实，被青年学生誉为“保钓运动”的精神导师之一。

早在2004年，他就公开批评港独政客，敏锐地指出，根据《基本法》以至世界秩序，香港是中国一部分，这是既定事实，香港人必须有正确了解，否则香港会产生“很不利的事情”。

他曾向参加“全国台联2004年台胞青年夏令营”的1200多名台湾学子发表演讲。在讲到“七七事变”时，他建议台湾学子：“到卢沟桥去看看，因为卢沟桥是日本人攻打华北放第一枪的地方。”

显然，卓越的科学家、坚定的爱国者，杨振宁先生担得起“大先生”之美誉。

二、杨振宁先生“大”之养成，得益于其父杨武之老先生。

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也绝非凡夫俗子，他早年留学美国，因数论研究成为中国第一个数学博士，属于中国现代数学的先驱者之一。

学成回国后，杨武之先后在厦门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任教。新中国成立后，又先后在同济大学、复旦大学担任数学系教授。

作为数学教育家，杨武之是著名数学家华罗庚的老师和伯乐。华罗庚曾说：“引我走上数论道路的是杨武之教授。”

1938年华罗庚从英国回国，又是时任西南联大数学系系主任的杨武之力排众议，向校方提出破格直接提升华罗庚担任教授。

华罗庚感念师恩，曾给杨武之写信，称：“古人云：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我之鲍叔即杨师也。”

于杨振宁而言，杨武之是严父。

读唐诗、背古籍，杨振宁在父亲的循循善诱、言传身教之下，中国传统文化根植于血脉之中。杨振宁年少时遇到问题、碰上难事，总会向父亲请教。他后来曾回忆说：“父亲对我们子女们的影响很大。我小时候受到他的影响而早年对数学发生浓厚的兴趣，这对我后来搞物理学工作有决定性的影响。”

比如，“杨－米尔斯场理论”是杨振宁与米尔斯共同发现和创立的，依据这个理论，后来催生了7项诺贝尔奖。这一重大研究成果就得益于杨振宁从小跟着父亲学习数学群论打下的扎实基础。

杨武之是一位有着浓郁家国情怀的科学家。

1957年，杨振宁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喜讯传来，杨武之高兴之余，特地在书信里嘱咐儿子：“国家正处于建设初期正需要大量的人才，如果可以，请尽快启程回国。”他还专门给杨振宁夫妇题写了两句话：“每饭勿忘亲爱友，有生应感国恩宏。”杨振宁感慨地说，这是父亲对他产生了最大影响的话语。

1964年，杨振宁放弃中国国籍，正式加入美国国籍，这令杨武之深感失望和痛心。对此，杨振宁心知肚明，若干年后，他曾写道：“我知道，直到临终前，对于我的放弃故国，他在心底里的一角始终没有宽恕我。”

或许正因为如此，2015年，杨振宁决定放弃美国国籍，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既是自身爱国热忱的真情表白，也是藉此了却了父亲的一个心愿。

其实，虽然早年杨振宁没有遵父亲所嘱马上回国，但民族情感却丝毫不减。这从2021年9月22日他在由清华大学、中国物理学会、香港中文大学主办的“杨振宁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贺杨先生百岁华诞”上对一段往事的回忆，可以清楚地感受到。

中国成功实现原子弹爆炸实验后，美国报纸上宣称美国核物理学家寒春参与了中国核实验。杨振宁很想知道这个消息的真伪。在1971年首次回国访问时，对这个敏感问题他想问又不敢问。直到离开北京去上海时，他在飞机舷梯下才按捺不住向前来送行的好友邓稼先提了出来。

对此，办事严谨的邓稼先回答说，他觉得没有，不过他要去向组织了解证实一下。次日，杨振宁收到了邓稼先派人送来的信函。邓稼先在信里告诉他，没有外国人参加中国原子弹的制造，除了在最先的时候略微有一些苏联人的帮助，后来基本上是中国人自己做的。

看了邓稼先的信，杨振宁激动得热泪盈眶。

也正是在这封信里，有“中国两弹元勋”之称的邓稼先写道：“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同途。”

对此，百岁“大先生”杨振宁深情地回应：“稼先，我懂你的‘共同途’的意思，我可以很有自信地跟你说，我是后50年合了你‘共同途’的途，我相信你也会满意。”

其实，“大先生”的家国情怀又何尝与“老先生”不是“共同途”呢？

总之，于儿女而言，一位好父亲就是一本好书。杨振宁能被尊称为“大先生”，正是源于他的背后站着一位堪称“老先生”的父亲杨武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