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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与课程发展 余胜泉、张海英 北京师范大学 现代教育技术研究所 21世纪的人类将面临文明史上的又一次大飞跃由工业化社会进入到信息化社会。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既为我们带来新的机遇，也使我们面临新的挑战。对人才的全新要求，人才培养教育体系必须进行改革。 教育体系的革新首先遇到课程发展的创新问题。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课程的目的一是要保持和继承人类文化遗产，二是要发展人类文明，课程问题在任何一个教育体系中都居于中心地位、实力地位。因为教育的目标必须依靠一定的内容安排来体现，教学方法、教学组织形式等，都是受内容决定并为它服务的。教学的质量、水平和评价的标准，也主要看教学内容实现得怎样，纵观不同时期的教学改革，课程问题始终是关注的中心。 决定课程的关键因素有四个：知识、社会要求、社会条件和学生特点[2]。所谓知识，代表一定时期国际范围内科学知识的总和，即人类积累的历史经验和科学技术的总和。课程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从这些知识中选择什么，因此，它是影响课程的最基本的前提。社会要求是指社会生产活动对人素质的要求，这种要求的差别，决定了人们从知识库中进行不同的选择，从而形成特定的课程，可以说，社会要求是影响课程的决定性因素。社会条件则是社会科学技术及物质生产水平的总称，它为课程的设计与实施提供物质与技术的基础，它是决定课程物质形态基础。学生特点主要指学生的认识特点、认识水平、学习动机等诸多因素。在同样知识总和，同样社会因素下，学生的不同也会带来课程的不同，如擅长文艺和擅长逻辑推理的学生就应开设不同的学科课程。
现代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对上述决定课程的四个关键因素都产生了冲击性的影响。 1．信息时代的知识爆炸，客观要求课程要从传授知识为主转变为培养学习与应用能力为主。 随着信息时代科学技术革命的飞速发展，新兴科学大量涌现，知识量急剧膨胀，知识更新过程空前加快，出现了“知识爆炸”现向象，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人类近30年来所积累的科学知识占有史以来积累的科学知识总量的90%，而在此之前的几千年中所积累的科学知识只占10%。英国技术预测专家詹姆斯·马丁的测算结果也表明了同样的趋势：人类的知识在19世纪是每50年翻一番，20世纪初是每10年翻一番，70年代是每5年翻一番，而近10年大约每3年翻一番。有人预计，到2050年左右，人类现在所掌握的知识，届时将仅为知识总量的1%，这就是说，走向信息化后的人类社会，将创新出99%以上的新知识。可见，信息和知识就象产品一样频繁更换代。这种知识的极度膨胀和快速更新，使得课程陷于尴尬的境地，一方面大量的新知识内容需要加入到课程内容，一方面对课程内容过多过难、学生负担加重等方面的批评越来越严历；课程展开的时间是有限的，我们不可能无限延长学习者的学习时间，但近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知识信息的急剧增加，这又是课程研究者所不能忽视不见的。如何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认为最根本的出路在于变革“课程是继承人类经验知识精华”这个基本观点，即学习过程是一种单纯继承性的观点。课程应该在传授一些基础性知识的同时，注重创新性和适应性的能力的培养，对受教育者来说，最重要的是学会学习，具备进行终身学习的动机和终身学习的能力，也就是具备自我更新知识结构的能力。我们应该彻底抛弃那种认为大脑是储存事实的仓库，教学就是用知识去填充仓库，课程是填充仓库的材料，学习就是获得知识，知道的事实越多，知识收集得越多，就越有学问的“仓库理论”。 “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于1996年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的一份报告，该报告全面论述了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各个方面，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提出了迎接新世纪挑战的对策。该报告的核心内容提出了“教育的四大支柱”的新构想，认为要适应未来生活的发展，教育必须围绕“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同生活、学会生存”这四种基本学习能力来全新设计，重新组织。“四大支柱”首先调的就是学会认识，而且对认识的涵义作出了全新的解释。对于知识的学习，强调是让学生掌握认识的手段、方法，即学会自已去发现知识，自己去获取和更新知识，而不是学习知识本身。由于信息时代知识急剧增长，若是象传统教育那样，只强调知识本身的学习和掌握，那么，学到的知识大部分会很快过时，无法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只有让学生学会认识，即学会学习的方法，才能进入社会以后，能够自我更新知识结构，通过自学继续学到工作所需要的各种新知识、新技能[1]。 “四大支柱”中的认知观对课程发展具有巨大的启示作用，那就是课程主要目标要从传授知识转向教会学习的技能与方法。当然，学习技能的获得过程，要在学习知识过程中所展开，课程不可能不传授知识，但当代课程要转到传授知识和传授学习技能并重的模式上来。课程中的知识应该强调基础性，通用性。正如布鲁纳所主张的：“学习任何学科应该要学习该学科的基本结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教学过程的中心是促使这些基本知识的迁移，以及帮助学生掌握不同应用情景中知识迁移的技能。”强调课程内容的基础性，不是说课程的表现形式就是这些枯燥的原则（基本结构），而是要求课程采用接近真实生活的情景和案例来表现这些基本结构，设计课程时，不应是设计课程的内容（教材教学计划等），更应该设计丰富的学习活动和学习资源，促进具有普遍意义的“知识结构”的迁移，学习技能就隐含在利用学习资源进行知识迁移的学习活动之中。 2．信息技术对社会生活形态的深刻变革，要求课程培养信息社会的文化基础——信息能力。 21世纪的社会将是信息社会，与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不同，信息社会最基本的生产力要素是信息，信息成为了社会活动与社会生产所围绕的核心，具体表现在两方面[1]： 首先，信息社会经济发展越来越依赖于基于知识的信息产业，信息社会的经济是以知识信息为基础的知识经济。知识经济的发展在世界范围只是初见端倪，而在美国等发达国家，我们已经看到知识经济的曙光。据统计，目前“世界联合组织”主要成员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的50%以上以知识为基础，信息社会中信息产业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信息的及时获取与利用，基于知识的信息产业是竞争最激烈，变化最急剧的产业，在这一领域内，哪怕对知识与信息的获取与利用只领先或落后几个星期，几天，甚至于几个小时，都足以使一个企业成为暴发户或面临破产。在信息产业中，知识就是生命线，谁能及时获取和充分利用知识信息，谁就是胜利者。用“白热化”和“瞬息万变”形容信息产业的竞争和发展是不过份的。 其次，知识经济时代的知识，是通过对大量复杂信息进行加工分析，存储、利用而得到的（通过对信息的分析，综合提炼、加工就可成为知识，所以住信息与知识密切相关）。信息时代常见的特征就是信息爆炸，随处都是信息，但这些信息却是纷繁无杂的，我们只有通过对大量信息进行分析、综合、提炼和加工，才能获取对我们有用的知识，才不会被淹没在信息的洪水之中。信息时代通信与计算机技术的融洽，国际网络的无所不在，都使得知识的创造，储存、学习和使用方式发生了巨大的革命。比如，芯片技术大大提高了人类的加工信息的速度，扩大了人类存储知识的容量，光纤和数字化技术大大提高了知识和信息的传播速度，模块化软件技术可以使得极其复杂的知识以高品化的形式在社会中传播、增值。 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上层建筑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经济基础指生产关系的总和），经济基础的改变将导致上层建筑的变革。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对矛盾中，生产力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生产力的发展必将导致生产关系的改变（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即导致经济基础的改变，从而又引起上层建筑从政治、法律、经济理论、文化教育到整个意识形态的彻底变革。人类社会由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两大部分组成的，一旦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发生了根本变化，整个社会就必然要飞跃到一个全新地阶段。信息社会中最基本的生产力要素发生变化以后，整个社会形态（包括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必将随之发生全面的变革。 为了适应信息时代社会形态全面变更、信息社会的知识经济发展的全新要求，信息社会所需要的新型人材必须具备很强的信息获取、信息分析和信息加工的能力。信息获取包括信息发现、信息检索、信息选择；信息分析包括信息分类、信息综合、信息查错和信息评价；信息加工包括信息的组织与表达、信息的存储与变换和信息的控制与传输。上述与信息的获取、分析、加工有关的知识可以简称之为“信息基本知识”，相应的能力可以简称之为“信息能力”。信息方面的知识与能力不仅是信息社会经济发展对新型人材提出的基本要求，也是生活在信息时代的现代人所必需具备的文化基础之一[1]。人类生活已越来越离不开数字化、信息化，信息化决定我们的生存，这已是不争的事实。正象著名的未来学家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一书中所指出的，“数字不再是只和计算有关，它决定我们的生存。”因此，从这个意义上完全可以说，缺乏信息方面的知识与能力就相当于信息社会的“文盲”，就将被信息社会所淘汰。换句话说，信息方面的知识与能力，在信息社会中已和体现传统文化基础的“读、写、算”方面的知识与能力一样重要，不可或缺。也就是说，“读、写、算、信息”将取代原来的“读、写、算”而成为信息社会的文化基础。
信息社会的文化基础，主要通过国家和学校的课程来培养，因此，课程必须适应文化基础的变更而变更，将信息能力的培养纳入各种层次的课程范围之内。 3．信息时代赋予人类的“信息型的认识结构”，客观要求课程的组织形式、实施方法和手段要符合信息技术的要求。 人类在改造自然中形成社会，并在发改造自然中不断进化。现代的人类，无论是在生理结构还是在心理、智力结构上，都与古代要类有着显著的不同，这说明人类在改造自然的同时，自然也同样在改造人类，人类社会发展必然导致人类自身的变化和发展。在我们现代人想当然的事情，恐怕古代最具智慧的人做梦也无法想象，每一时代的基本特征，都鲜明地烙在这个时代的人脑中。同样，信息时代同样会对这个时代的人们的观点、思维方式、知识结构、行为方式都会打上“信息”的标签。信息技术不仅会对人类的经济基础产生翻天覆地的影响，而且会对人类的文化基础乃至生存方式带来不可估量的影响， 阅读方式的裂变：传统的线性的文本阅读，将让位于非线性的超文本阅读，以多种连接和组合提供高效的检索和更多的信息；单纯的文字阅读将发展为多媒体电子读物，使阅读和感受、体验有机结合；通过在电子数据库和电子百科全书中的交互式阅读，极大提高个体创造性学习能力。
写作方式的裂变：从手写方式走向键盘、鼠标、光电扫描、语音输入等电脑写作；单纯文字写作转变为图文并茂、声情并茂的多媒体写作；学会进行超文本结构的构思与交互式的写作。
计算方式的裂变：由单纯手工数学计算走向学会使用电脑高速计算；电脑语言将上升为文化，去整合传统的读、写、算；图象、声音和影视的数字化，使用权虚拟现实变成学习的一种方式，数字化将强烈地影响到教学。 人类文化基础的裂变，必然会导致建立在文化基础之上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的大裂变，虽然这种裂变后的形态目前还不明朗，但不可否认，它正在裂变之中。学生的心理与认识特点，是影响课程的重要因素之一。当信息时代的学生具备了“信息”型认识结构时，必然要求我们的课程，无论是在结构内容上还是表现形式、实施手段上，都要符合促进“信息”型认识结构的发展需要。
4．信息技术为课程的设计与实施，提供的前所未有的手段，使实施个性化的课程发展成为可能。
信息社会高度发达的信息技术本身，对课程同时产有冲击性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信息技术为课程的设计与实施，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手段，拓展了课程设计的范围。我们传统意义上的一门课程，就是一本教学大纲（含教学计划），一本教材，课程实施就是教师按照课程计划讲授教材上的内容，而现代信息技术解决了大信息量的记录、存储、传输、显示、加工等问题，为课程内容和课程内容的编制，课程的实施提供了崭新的理念和技术，极大地拓展的课程内涵空间。比如，现代信息技术支持下的课程，除了有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外，还应该包括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学习资源，教学资源，教学工具等等。象智能性的教学软件，自动考核与评价系统，视听教学，仿真实验等等。而在课程实施时，教师可充分利用课程所配备的资源，进行更为灵活、更为高效的教学，改变传统教学的“满堂灌”的模式，实现以学生为中心，或双主模式的教学，充分发扬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培养学生的创造与学习能力。 其次，信息技术使得实施个性化的课程成为可能，学校课程如何适应发展学生个性的要求，一直是困扰课程研究者的问题。个性化课程是指课程要符合学生的个性发展规律，增强和利用个性的可接受性，又有力地促进它们的发展，包括一般智力，各种能力，非智力因素等等，以及不同教育对象的个别差异。个性化课程包括两个层次，一是学科课程的个性化，即不同的学生对同一课程有不同的要求；二是课程结构的个性化，即不同的个体需要选修不同的课程。个性发展意味着强调个别，强调区别，这与工业社会中大规模的批量生产模式相违背的，在工业社会的教育中，强调数量，强调统一。教师由于精力有限，无法顾及个别差异，学生被抽象一个同质的群体，这是与工业社会的生产模式所对应的。但到了信息社会，则强调“以人为本”的教育，它将学生还原为“自我”，而不是强求与他人的“统一”。个性化最重要的条件是给予学习者选择的机会与权利，信息技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使课程满足学习者个性化的需要。全球化的网络课程，为学习者提供了无数可以选择的机会，学习者可以通过国际互联网络跨学校，跨地区，甚至跨国界寻找适合自己独特个性发展的课程，它可以解决传统个性化课程无法大规模实施的根本问题。 综上所述，信息技术对决定课程的四个基本要素都产生了冲击性的影响，它要求课程发展要对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结构到课程的实施方法手段等，实施全面的变革。当前教育界迫切呼唤信息技术环境下的新课程理论、课程设计新模式的出现。构建这种全新课程理论与课程设计模式，现代教育技术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这不仅是因为信息社会的文化基础包含信息方面的知识与能力，而信息方面知识与能力的培养显然有赖于现代化的教育技术手段，而且还因为各个学科(不管是大学、中学还是小学的学科)及其教学的深化改革都离不开教育技术理论的指导和以计算机为基础的教学环境的支持。 参考文献 [1]何克抗，《论现代教育技术与教育深化改革——关于ME命题的论证》，98内地与香港教育技术学术研讨会大会特邀报告； [2]王策三，《教学论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 [3]桑新民，《当代信息技术在传统文化教育基础中引发的革命》，《教育研究》，1997年第五期； [4]钟启泉，《课程设计基础》，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 [5]钟启泉，《素质教育与课程教学改革》，《教育研究》，1999年第五期； [6]施良方，《课程理论——课程的基础、原理与问题》，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年； [7]范印哲，《教材设计与编写》，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 [8]胡学增，《现代课程论纲要》，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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