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开复与中国大学生的近距离接触始于1990年，那时他受联合国邀请来华演讲两周。他到了很多高校，每次演讲结束时，满屋子的学生都不愿离去。他们不停地抛出问题，想知道怎样才能成为一个被微软这样世界顶级公司认可的人才。“一定要帮帮他们。”李开复说，自己被大学生渴望成才的热情感动了。之后，只要学生们给他写信，或者邀请他做演讲，他能做的，都会不遗余力。
　　李开复还为中国学生创办了开复学生网，现已改为我学网。现在活跃在网站社区各版和学生交流的不仅有开复、社区最有价值专家，还有很多热心的各界专家学者。在网站论坛里，开复长期坚持在网上和学生交流、回答学生的问题，正如他所说的：“我希望能以这个网站为平台，为中国的学生们提供多方面的帮助成长的资源，包括相关的教育文章和网站学习资源、各地高校学生们的经验介绍和心得交流，从而帮助中国学生的成长。我也希望通过这个网站，和中国的学生们建立友谊，和大家一起交流成长的经历和心得、探讨人生规划和发展。当你遇到挫折时，能以度量、勇气和智慧帮助你渡过难关。”
　　1、李开复曾有多封给中国学生的信
　　2000年4月，李开复结束在中国的任职回微软总部做全球副总裁。他突然萌发冲动，在网上给中国大学生写了《我的人才观》及《给中国学生的一封信》。不久，两篇文章在互联网上和中国高校中广为流传。
　　《给中国学生的一封信：从诚信谈起》　2003年12月，李开复在写了《给中国学生的一封信》之后，又写了《给中国学生的第二封信》，这封信侧重于谈领导者的重要品质。
　　《给中国学生的第二封信：从优秀到卓越》2004年5月，李开复在知道了云南大学发生的马加爵事件后，写了《给中国学生的第三封信》，这封信“写给那些渴望成功但又觉得成功遥不可及，渴望自信却又总是自怨自艾，渴望快乐但又不知快乐为何物的学生看的”。
　　《给中国学生的第三封信：成功、自信、快乐》　2005年2月，李开复回复了“开复学生网”开通以来的第1000个问题，其中一位即将毕业学生的信让开复有了写第四封信的想法。这第四封信“是写给那些希望早些从懵懂中清醒过来的大学生，那些从未贪睡并希望把握自己的前途和命运的大学生以及那些即将迈进大学门槛的未来大学生们的。”
　　《给中国学生的第四封信：大学四年应是这样度过》
　　还有《给中国学生的第五封信：你有选择的权利》和《给中国学生的第六封信：选择的智慧》　写给中国学生的其他信件
　　2005年2月，李开复在《给中国学生的第七封信——21世纪最需要的7种人才》中叙述了“就读大学时，你应当掌握七项学习，包括自修之道、基础知识、实践贯通、培养兴趣、积极主动、掌控时间、为人处世。”
　　《给中国学生的第七封信——21世纪最需要的7种人才》
　　2005年7月，李开复离开微软，加入Google，成为媒体和大众关注和评论的焦点。我们来看看李开复自己是如何谈这次“跳槽事件”的。
　　详细阅读：《Google和中国--追随我心的选择》
　　相关资料：2008年12月“金融海啸中的商机--IT推动商业变革”论坛，李开复先生发表演讲：《谷歌靠云计算成就最好搜索引擎》
　　名人姓名：李开复
　　摘录：给中国学生的第七封信——21世纪最需要的7种人才
　　原文网址：http://www.5xue.com/modules/wordpress/?p=1258
　　引言
　　曾三次获得“普利策奖”的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新近推出了一本名为《世界是平坦的：二十一世纪简史》的书。中国在这本书中占有相当大的分量，其中几页还特别提到了我和微软亚洲研究院的传奇。该书出版才几周就一跃成为了排行榜上的第一名。在书中，弗里德曼高度评价了中国人的天分和毅力。他还认为：“经过科技革命和世界性的合作，历史的潮流已将世界各地间的隔阂消除殆尽，如果你不努力赶上时代的潮流，你终将会被历史所遗弃。”
　　我决定回到中国时，曾经与托马斯•弗里德曼有过一次深入的交谈。我提出：我非常赞赏他的“平坦的世界”的看法，其实，“平坦的世界”需要的是同样的人才，无论你在美国、中国、印度。我同意他提出美国青年需要进步，才能不被时代遗弃。但是，我提出他的书里面谈到的问题似乎把中国与印度的教育过于完美化了。我认为中国的教育和青年也需要同样的激励与进步，才能成为21世纪顶天立地的人才。同时，他也同意他可能为了唤醒美国青年与教育家，特别强调和加深了问题的严重性。
　　因此，我写给中国学生的第七封信的内容主要就是围绕“21世纪最需要的是什么样的人才”展开的。我们正身处一个“平坦的世界”——在21世纪里，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需要的最优秀的人才都应该具备国际化、现代化的特点；21世纪里成功的跨国企业需要的也正是来自世界各地，虽然文化背景不同，但在个人素质和满足时代要求方面同样出色的人才群体。因此，这封信不仅仅是写给中国青年的，也同样是写给世界青年的，是写给任何一个希望在21世纪里获得成功的人才的。
　　人才的标准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东方的战国时代和西方的骑士时代里，最受器重的是力敌万夫的勇士和巧舌善辩的谋臣；在中国的科举时代里，靠着“死记硬背”和“八股文章”而金榜题名的书生最容易出人头地；在西方工业革命风起云涌的日子里，善于用机器的力量改变世界的发明家以及那些精通专业、埋头苦干的工程师成了所有人才中的佼佼者；即便是在刚刚过去的20世纪中，大多数企业对人才的要求还停留在专注、勤奋、诚实、服从等个体层面……
　　但时光荏苒，21世纪已经悄然来到了我们的身边。在今天这个机遇稍纵即逝，环境瞬息万变的世界里，更多的人拥有了选择和决策的权利，更多的人需要在不断学习和不断创新中完善自己，也有更多的人拥有了足够自己施展才能和抱负的空间……大多数人的工作不再是重复的机械劳动，也不再是单打独斗式的发明与创造。人们需要更多的独立思考、自主决策，人们也需要更加紧密地与他人沟通、合作。
　　2、李开复博客透露大学生活 曾做过很多无聊事
　　破灭的哈佛、法律、数学梦
　　上大学前，我的梦想是做一个哈佛人。我有这样一个梦想，一是因为那个笼罩着哈佛大学的光环，也因为我一直把学习法律当做我的目标，并把学习数学当做我的“后备”，而哈佛的这两个专业都是全美最好的。1979年的四月，一封拒信打破我的这个梦想。至于原因，我估计是因为我的SAT英语成绩太差了，只有550分。
　　在申请大学的时候，我清楚地知道自身条件有不足，不能保证一定能上哪所大学，所以我一共申请了12所学校，这样，我觉得才能把主动掌握在自己手里。回想当时，我的老师们可能都快恨死我了，因为申请大学的材料中需要老师给学生写的推荐信，而对我，他们要一下子写那么多份（当时没有电脑，每封推荐信都需要老师亲手写成）。
　　最后，我进入了哥伦比亚大学，这是一所很好的学校，法律系和数学系也很有名。哥大给学生很大的发展空间，允许学生学习的课程范围很广。我在大一的时候，大部分时间都在学美术、历史、音乐、哲学等专业的课程，接触了很多东西，我觉得这是找到自己兴趣的机会。直到今天，我还记得哲学系的一个老教授说的话：“知道什么是make a difference吗？想象有两个世界，一个世界中有你，一个世界中没有你，让两者的difference最大，这就是你一生的意义。”
　　再来说说我的哥大法律梦。当时，我主要学的是“政治科学（political science）”，属于一种“法学博士预科（pre-law）”的专业。但是，上了几门“政治科学”的课后，我发现自己对此毫无兴趣，每天都打不起精神来上课，十分苦恼。其中一门课实在太枯燥，我基本上每堂课都在睡觉，惟一的选择只是在教室里睡还是在宿舍里睡。睡到学期过半后，我的平均成绩勉强够得一个C，我赶在限期的前一天把这门课退掉，才避免了因为平均分不到3.0导致助学金被取消的灾难。
　　我向家人提起学习法律的苦闷时，他们都鼓励我转系。姐姐说：“你不是高中时就把大二的数学读完了，还得了全州数学冠军吗，怎么不转数学系？”但是，这又让我碰到了我的第二个苦恼。进入大学后，学校就安排我加入了一个 “数学天才班”，那里集中了哥大所有的数学尖子，一个班只有七个人。但很快，我就发现我的数学突然由“最好的”变成“最差的”了。这时，我才意识到，我虽然是“全州冠军”，但是我所在的州是被称为“乡下”的田纳西州，而当我遇到了这些来自加州或纽约州的真正的“数学天才”，我不但技不如人，连问问题时都胆怯了，生怕我的同学们看出我这个“全州冠军”的真正水平并不怎么样。这么一来，我就越来越落后，到今天我对这门课还是“半懂不懂”（这又是一个“沉默不是金”的证明）。当我上完这门课后，我深深地体会到那些“数学天才”都是因为“数学之美”而为它痴迷，但我却并非如此。一方面，我羡慕他们找到了最爱；另一方面，我遗憾地发现，自己既不是一个数学天才，也不会为了它的“美”而痴迷，因为我不希望我一生的意义就是为了理解数学之美。
　　就这样，我与我向往的哈佛、选择的法律、自豪的数学一一挥别。
　　因为懂计算机成了校园里的牛人
　　失去了哈佛、法律、数学，我的未来之路将往何方？幸好还有计算机。
　　其实，我在高中时就对计算机有很浓厚的兴趣。高中时我很幸运，学校就有一台古董的IBM机器，当时是1977年，计算机还需要靠打卡片的方式使用（就是先在一张一张的卡片上打洞，然后再把这一叠打了洞的卡片输入电脑）。有一个周末，我写了一个程序，让它去解一个复杂的数学方程式，然后把结果打印出来。因为机器运行速度非常慢，写完程序后我就回家了。周一回到学校，我突然被老师叫去骂了一通说：“你知不知道我们所有的纸都被你打印光了！”原来，这个数学方程式有无数的解，周五我走后程序一直在运行，也就一直源源不断地在打印结果。当时的打印纸都是每张连在一起的厚厚一叠，而这样一箱纸可能要花掉学校几十美金，结果被我一个程序全部打光了，老师当然很生气。
　　大一时，我很惊讶不用打卡片也可以使用计算机，而令我更惊讶的是这么好玩的东西也可以作为一个“专业”。于是我选修了一门计算机课程，得到了我进入大学后的第一个“A+”。除了赢得老师、同学的赞扬，我还感觉到一种震撼：未来这种技术能够思考吗？能够让人类更有效率吗？计算机可能有一天会取代人脑吗？解决这样的问题才是一生的意义呀！
　　大一期末，我找到一份工作，是在计算机中心打工，他们会按时间付点钱给我作为酬劳，虽然不多，但也是一种鼓励。同学们有什么计算机方面问题都会来找我解决，而且当时“会计算机”在学校里是一件很时髦的事情，大家都觉得这个人太COOL了。甚至那时候我的ID都跟别人不一样：一般人的ID都是“院系名+姓名”，比如学计算机的就是“cs.kaifulee”，学政治的就是 “ps.kaifulee”，而我的是“cu.kaifulee”，cu代表哥伦比亚大学，哥伦比亚+李开复，和校长一样，多牛啊！
　　当然，我也做了很多无聊的事情，比如做程序去猜别人的密码。那个时候，大家还不知道密码是可以被破译的，当我“黑掉”别人的帐户以后，就用他的名义发一些恶作剧的信。有一次，我用一位男同学的账号在BBS上发了一个“单身女郎征友”的启事，害他莫名其妙地收了一堆情书。这位同学现在也在北京工作，估计他到今天还不知情，下次见到他我一定要记得告诉他，那个启事是我发的。
　　当时，哥大法律系在全美排名第三，而计算机系只是新设的一个专业，如果我选择计算机这个基础不是很厚重的专业，前途看起来并不很明朗。如果选择法律系，我的前途大概可以预测到：做法官、律师、参选议员等等。因为在我之前有很多范本，我可以照着规划。而选择计算机专业，我甚至连将来要做什么都想不出来，当时也没有软件工程师这种职业。但是，我想的更多的是“人生的意义”和“我的兴趣”（做一个不喜欢的工作多无聊、多沮丧啊！），并没有让这些现实就业的问题影响我。于是大二时，我从“政治科学”转到“计算机科学”。当时，一个物理系的同学开玩笑说：“任何一个学科要加‘科学’做后缀，就肯定不是真的科学。看看你，从一个‘假科学’跳到另一个‘假科学’，跳来跳去还是成不了科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