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了我这个年纪的老人常做的事，我离开世俗的生活，是为了在孤独与寂静中度过我最后的有生之日。”
　　
　　1879年，50岁的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在日记中写下了以下“未知的问题”：
　　1．为什么活着？/2．我的存在有什么原因？其他每个人呢？/3．我的存在有什么目的？其他每个人呢？/4．我在内心感觉到的那条善与恶之间的鸿沟意味着什么？它为什么存在？/5．我应当如何生活？/6．死亡是什么——我怎样拯救自己？
　　人生的终极问题困扰着托尔斯泰，有人说这源于更年期的“死亡恐惧症”，总之，这一年成为托尔斯泰人生的分水岭——金钱、地位和荣誉渐渐变得无关紧要，虚无感左右着他。
　　从20岁到50岁，托尔斯泰天才般的文学创作和社会活动带给他富足的生活，随着《安娜·卡列尼娜》、《复活》和《战争与和平》的相继出版，“托尔斯泰主义”对政治运动产生着深刻影响，他的名誉达到顶峰，全世界都拜倒在他辉煌的声名下，以至于同代人把他形容成俄国的第二个沙皇。
　　他一直过得轻松而满意，正像他自己所写的那样：“我有一位善良的、体贴的、可爱的妻子，一群好孩子，巨大的田产，我不花力气它也在不断地发展、扩大。我受到亲戚朋友的尊敬，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为人称颂，我可以认为（这不是一种特殊的自我陶醉）我有名望。同时我的肉体、精神都没有病，相反，我的力量——精神的也好，肉体的也好，在与我同龄的人中间是少见的。拿体力来说，我能刈草，不会落在庄稼人后面；在智力方面，我能连续工作八至十小时，不会因为这样紧张工作而产生不良的后果。”
　　然而，从50岁到生命最后时刻的30年，托尔斯泰陷入了深深的焦虑中，为了摆脱恐惧，他甚至想过自杀，“黑暗的恐怖实在太厉害了，因此我想尽快地用绳索或者子弹帮自己摆脱它”。托尔斯泰从安逸与享乐中逃出来，企图回归一种朴素的生活——他戒烟、戒酒、素食；他脱下贵族的上衣，穿上农夫的外套，扶犁耕作，收割庄稼；他还要求放弃自己的土地，放弃可以有很大收入的著作版权……这些疯狂的举动看起来甚至是“反人类”的，他追寻着生命极端的痛苦，因而显得郁郁寡欢。
　　高尔基却认为：由于灵魂上永不懈怠地求索，托尔斯泰是19世纪的伟大人物中间最复杂的一个。托尔斯泰的斗志是高昂的，在一场有关《克莱采奏鸣曲》的讨论中，70岁的他说：“肉体还强壮有力，我还必须作战，必须搏斗。”
　　但托尔斯泰晚年的斗志未能得到满足，这正是他悲剧的来源。茨威格曾为托尔斯泰写传，如此总结他的抗争与逃离：“托尔斯泰从没有能为自己受苦受难的意愿作出足以令世人信服的证明与显示。到处是一种嘲弄人的具有讽刺意味的命运挡住了他的殉道之路。他希望贫穷，要把他的财产赠给人类，不再由他的文字与作品中受益。然而，他的家庭不允许他贫穷。巨大的财产违背他的意愿，在他家人的手中不断增长着。他希望孤独，然而荣誉引来的记者和好奇者淹没了他的房屋。他希望被轻贱，然而他越是辱骂与贬低自己，越是憎恶地看轻自己的作品，怀疑自己的真诚，人们就越是敬畏地追随他。他想过农民的生活，住在低矮的烟熏火燎的茅舍中，无名而清净，或是做一个朝圣者与乞丐满街乱走，但是家人的照料包围了他，令他痛苦不堪。他希望迫害、被关押、被鞭笞——‘生活在自由中令我难堪’——然而当局的丝绒爪子避开了他，只满足于鞭笞他的追随者，把他们发配到西伯利亚。于是他采取了最极端的行为，最后辱骂了沙皇，希望自己终于被惩罚、押送和判决，终于可以有一次因为自己为信念的抗争而公开受罚，然而尼古拉二世却答复提出控诉的部长说：‘我请求不要触动列夫·托尔斯泰，我不想让他成为一名殉道者。’”
　　正如无法处理与理想中生活的关系一样，托尔斯泰同样无法处理与家庭的关系。在去世前几年，财产的纠纷一直缠绕在他周围，他偷偷修改遗嘱，打算“应上帝的召唤”将全部的遗产捐给人类，却遭到妻子索菲亚的强烈反抗，认为“整套哲学牵强附会、矫揉造作，完全建筑在虚荣心、名利欲和出风头的基础上”。
　　逃无可逃的托尔斯泰在日记中写下这样的话：“在家庭中我感到悲哀，因为我不能分享家人的感受。令他们快乐的一切——学校的测验、世上的成功、购物，我都以为对于他们自己是一种不幸与祸端，但我不能说。当然我能说，也说了，但我的话没有人懂得。”
　　1910年11月10日，82岁高龄的托尔斯泰开始了生命中的最后一次出逃。他偷偷离家出走，躲在一个三等火车车厢里，三周后因患肺炎逝世于一个无名车站。在他给家人的最后一封信里，这样写道：“我做了我这个年纪的老人常做的事，我离开世俗的生活，是为了在孤独与寂静中度过我最后的有生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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