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馨的回忆——读《本命年的回想》

○赵祖谟

    《本命年的回想》是作家刘绍棠60岁时写下的一篇回忆性散文。它主要采用童年视角，写故乡春节的风俗习惯，基调是热烈的，温馨的，欢快的，同时又表达了作者60岁时的“返老还童之感”。我们知道，回忆会因回忆者的情感倾向不同而呈现不同的色彩。如巴金由于强烈的反封建意识和对旧家庭的否定，在《爱尔克的灯光》里表达了往事不堪回首，誓与封建传统决绝的态度。同为反封建的斗士，鲁迅因现实社会的污浊，在《社戏》和《朝花夕拾》的许多篇什里向童年寻找友情、温暖和淳朴。那么，刘绍棠的《本命年的回想》 为什么会是这样一种色彩呢？为了搞清这点，我们不得不绕一些弯子，作一点考察。

    “我这辈子，最引以为自豪的是在中国当代作家中享有两个独一无二：一个是40多年创作生涯，长、中、短篇小说都是写我的家乡父老和家乡风土人情，没有杂样；一个是我在我那生身之地的小村——北京通县儒林村，前后生活了30多年。具有30多年农村生活经历的作家不少，但是在一个小村度过30多年时光的只我一位。因此，我的作品是典型的乡土文学，我是典型的乡土文学作家。”（《我和儒林村》）对刘绍棠的这段话需要作一点小小的更正，即他一生创作的几百万字小说中，只有一篇《西苑草》是写大学生的，其余均为乡土之作。

     大运河从天津到北京通县一段，历史上叫北运河，小小的儒林村就座落在北运河畔。刘绍棠自幼生长在这里，耳濡目染的是这里的自然风光、乡土习俗和人民的勤劳淳朴。他从1949年13岁发表第一篇小说起，就把笔触伸向北运河一带，几年间陆续写出了一批田园牧歌式的清新作品，获得了“神童”的美誉。他成了儒林村的骄傲。“反右运动”中他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受到全国性批判，被遣返回乡劳动。摘掉“右派”帽子不几年，发生了“文化大革命”，他主动回到儒林村。但不论作为“戴帽右派”还是“摘帽右派”，这里的乡亲都没有把他当作“贱民”，对他优待、礼遇、爱护有加。不但不让他干脏活、累活、重活，遇有红白喜事，还请他为座上宾。“文化大革命”中，这个被开除党籍的人还指导了四个青年填写入党申请书，把他们“发展”入党。由此不难理解，刘绍棠对故乡、对那里的乡亲怀有多么深厚的感激之情。他以忘我的写作回报。1962年至1966年，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他写出了《地火》《春草》《狼烟》等三部长篇小说的初稿。1979年历史错案改正后，他以更大的热情致力于乡土文学的创作实践和理论探讨，总结出他的乡土文学的创作原则：“中国气派、民族风格、地方特色、乡土题材”。他的作品，无论小说还是散文，只要说到北运河一带的历史和现实，就充满了对故乡的人和事的亲切感，犹如儿子对母亲的依恋。

     一个地区的风俗是那个地区的人民世代相传而形成的生活习惯，是在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文化积淀，它反映了当地人民的愿望、情趣和审美倾向，因此，汪曾祺认为，风俗即人。《本命年的回想》写的就是刘绍棠的故乡从腊月初一到正月初一的乡土风俗。在作家的笔下，辛勤劳作一年的农民完全沉浸在过大年的欢乐气氛中，节俭惯了的他们，在这样的日子里要好好享受一下自己的劳动果实，祈求神灵保佑，辞旧迎新，互道恭喜。种种活动、禁忌、礼仪的描述表现了当地人民的淳朴、乐观，对生活的热爱，对美的追求和对未来的向往。作者滤去了童年生活的苦难内容，也不对故乡风俗中守旧的一面展开反思，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派祥和与热烈。

    1993年刘绍棠写过一篇与《本命年的回想》的内容和大部分字句几乎相同的《大年小忆》。该篇结尾处写道：“回忆起50年前的童年往事，多么津津有味！我虽已是货真价实的‘刘老残’，活泼的童心半个世纪之后却仍欢蹦乱跳。好一个老小孩儿！”把这个结尾和《本命年的回想》的结尾加以对照，可以看出作者回忆时的心态。1988年刘绍棠患脑血栓偏瘫了。他无法像过去那样或者长住儒林村，或者经常回村探望，但与故土、与乡亲无法割断的情感使他思乡更为强烈。思乡之情总是具体的、实在的。它要有所依托，有所附丽。于是，一个个乡亲的面容、一件件童年趣事就会浮现在脑海里，化作一篇篇散文。另外，虽然偏瘫了，岁数大了，但他豪情不减，他以诗自勉：“烈骥枥下伏，豪情仍旧时；天老人不老，志在万里驰。”《本命年的回想》结尾处说的“返老还童之感”和前面所引的《大年小忆》的结尾可以说是这种豪情的另一种表达方式。